现代人每天会看150次手机？过剩的信息究竟是如何引人焦虑的？

本文载于腾讯新闻《全媒派》2021年9月15日，发表版本略有删节。

每天，数以亿计的内容在各式各样的社交媒体¹中形成信息流，我们沉浸其中，花费大量时间阅读、评论或分享。这些信息中，有的关乎“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因为重要获得了我们的关注，也因为关注而变得更重要。有的则是营销广告、虚假内容、垃圾信息，甚至是争吵谩骂，它们出现在我们眼前，来源和真伪都难以分辨。不管是哪一种信息，如此庞大的体量都会是对人类注意力极限的挑战，最终是福是祸还未可知，但我们迫切需要思考，该如何在这些堆积如山的信息中生活。

未知让人恐惧，全知让人焦虑 #

人们对信息的渴望自古有之。从洞穴里古老的壁画者，到沟通天人的巫师，远古社会掌握信息的人，通常都被视为领袖，获得尊重和声望。这些人是信息的“把关人”，也是神的代言人或“天意”的传播者，他们分享着虚虚实实的信息，填补着人群对信息的渴望。与此同时，人群内部也会借助信息交流，进行资源分享、自我保护和建立社交关系，进而达成共识和认同，形成团结牢固的群体。

随着媒介技术发展，信息在龟甲羊皮、竹简纸张、书籍报纸以及广播电视中保存和传播。时至今日，互联网技术让信息传播更为便捷，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时代像现在这样大量产出信息：我们每天都会产生5亿条推文、2940亿封电子邮件、400万GB的Facebook数据、650亿条WhatsApp消息和72万个小时的YouTube新视频。²

毫不夸张地说，一天二十四小时，除了睡眠中潜意识的脑神经信息处理，或许我们有15个小时以上，都在和社交媒体中不断涌现的信息接触。这些信息依照社交媒体属性的不同，可以大致分为熟人信息和陌生人信息。前者出现在QQ、微信、钉钉、Facebook等主打熟人社交的软件，包括工作交流或生活沟通等，后者则出现在以微博、抖音、小红书、Twitter等侧重于陌生人社交的平台，呈现出五彩斑斓的“外面的世界”。当然，除了以上两类主要信息，社交媒体中还存在着许多虚假信息、营销信息等，它们往往混杂在信息流里，需要用户去特别辨认。

如今，人们对信息的渴望在社交媒体中得到了充分满足。信息的好坏，似乎不再有固定标准，一切都变成了“我”的主观体验：什么对“我”有用，什么“我”不感兴趣。然而，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为什么关注的越多，收到的信息越多，我们就越感到紧张和压力呢？

这是因为：未知让人恐惧，全知让人焦虑。

直观而言，网络技术进步和社交媒体发展可以帮助人们获得更多信息，增强交互促进协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面对未知，人们会感到恐惧，担心错过热点资讯而失去某些发展机会，甚至是遭遇生存危机。这种对信息错失引发的恐惧感，被学者称为“Fear Of Missing Out”，简称“FOMO”，意指人们从原先害怕信息不足，转变为恐惧错过信息。数据显示，现代人每过6.5分钟就会看一次手机，一天看150次。³想像一下我们自己，是否也曾幻听过微信语音的提示音，以及不断抬起手机等屏幕亮起以确认是否有新的消息。

与“信息错失恐惧”对应的，则是“信息疲劳”，指面对全知，我们不得不承受信息过剩造成的倦怠和焦虑。韩炳哲在《在群中》提及“信息疲劳综合症”（Information Fatigue Syndrome，简称“IFS”），主要表现是“分析能力不断下降，无法集中注意力，普遍焦虑，或者失去承担责任的能力”。他对信息过载进一步批判，认为“从某个临界点开始，信息不再能给我们带来资讯，而只会让事物变畸形；交流不再能带来沟通，而只是单纯的叠加。”⁴

在社交媒体信息堆积如山的背景下，不管是恐惧于信息错失，还是焦虑于信息过载，都已经成为了一种时代的病症，给我们的生理和心理上带来改变。心理学教授拉里·D·罗森认为，当人们查看完手机再放下之后，肾上腺会分泌皮质醇。少量皮质醇是有益的，但太多则会让人变得焦虑。减轻焦虑的唯一方式就是再次查看手机。⁵

略显讽刺的是，我们既是这些信息的消费者，也同样是信息的生产者。这像是蒂姆·丹特对物质文化批判的变奏，“我们塑造我们创建的事物，然后由它们塑造我们。”从信息的视角来讲，我们创造信息，然后信息改造我们。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内容，人与人之间的“比较”也因此放大。有人因为虚荣心的满足而渴求更多称赞，有的人则因为差距而感到焦虑，还有的人则会因为被网络暴力而走向抑郁。

从逃离现实到逃离互联网 #

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过去，我们希望通过互联网，逃离现实。现在，互联网仿佛成为我们新的栖息地，那些“逃离互联网”的轶闻却不绝于耳。

我相信正在阅读本文的你，也曾有过这种时刻：信息流无穷无尽，不断切割着时间，注意力和知识体系都变得碎片化，正要决定放下手机，认真观看一部豆瓣TOP250电影，一个信息推送的手机震动，就让这一切泡汤了。

更让人气愤的是，社交媒体上的多数信息也许并没有什么重要性和迫切性，它们就像过去的无意义的噪音、广告传单、骚扰短信或垃圾邮件，利用新的技术手段不断在人们面前复现。很多社交媒体都以“个性化推荐”为特色，并根据用户画像进行广告的定向推送，但这又成为一个双刃剑：过多的同质化内容让用户进入“过滤泡泡”，缺乏信息的“杂食性”，一旦关闭这一功能又会陷入更多混乱的信息。为此，个人、终端、平台或监管侧都出于不同目的实施了信息管理举措。

个人层面，不少人都通过牺牲便捷性来换取喘息的机会，比如关闭提醒、禁止推送甚至卸载应用。或者是从某些APP的国内版转为使用国际版，那里的广告和垃圾信息推送似乎要少的很多。还有人选择在特定时间集中处理未读信息，减少被信息不断骚扰分散注意力。

终端层面，很多手机都增加了“限制APP使用时长”的功能，帮助用户“断网”。以苹果为例，“APP限额”允许用户为APP设置时间限额，超出使用时长后，APP便无法使用（除非用户输入密码）。不过，这种“断网”功能的实现还是要取决于用户的主观意志。

平台层面，某些社交媒体根据用户需求，提供了信息筛选功能，过滤掉重复信息、无效信息、虚假信息，或者是毫无关系的陌生人信息。

比如，微博提供了消息分组功能，可以只看到关注用户的信息，还允许通过屏蔽或加入黑名单的方式，不再接收特定信息。微博平台还会对违背社区公约的有害账户进行禁言、关闭等处置。日前，Twitter宣布了一项被称为“安全模式”的测试功能，可以帮助用户暂时自动阻止发送有害或辱骂性推文的帐户，减少因为信息泛滥对用户的骚扰。⁶

但是，社交媒体对信息的筛选一方面存在技术局限性，会因为无法完全做到对信息内容的辨认，导致信息误删或遗漏。一方面也和其商业逻辑相悖，社交媒体更希望通过收割更多用户的注意力，来转化为广告收入。当信息出现节制倾向，也就意味着用户可能会因为“投喂”不足而逐渐流失。同时，越复杂严格的信息筛选，也意味着越大的人力和财力投入，这都会影响其整体收入。此外，某些社交媒体以不监控用户、不审查内容为宗旨，这也会成为其不愿强化信息筛选的理由。

监管层面，欧盟委员会于2011年和2018年分别发布了《欧盟更安全的社交网络原则》、《应对在线不当信息：欧洲的方法》和《不当信息行为准则》，行为准则适用于在线平台、社交网络、广告商和广告企业应对不当信息和虚假信息的在线传播。德国于2018年1月1日实施《社交媒体管理法》，针对网络上的“仇恨、煽动性言论以及虚假新闻内容”，对在德国境内提供内容服务的社交平台提出了严格的监管要求。

我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先后发布了《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微博客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具有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安全评估规定》等相关政策法规，要求服务提供者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要求用户通过真实身份信息认证后注册账号，加强对其用户发布信息的管理等。⁷

去年，工信部开展APP侵害用户权益专项整治行动，对“设置障碍、频繁骚扰用户”“欺骗误导用户”“应用分发平台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进行集中排查，要求通报APP整改。今年7月开始，工信部决定开展互联网行业专项整治行动。其中，在侵害用户权益方面，重点整治应用软件启动弹窗欺骗误导用户、强制提供个性化服务等问题，包括弹窗整屏为跳转链接、定向推送时提供虚假关闭按钮等场景。

未来会进化出新的适应能力吗？ #

尽管以上举措都在努力帮助用户解决信息过载的问题，但是效果并不尽如预期。那些信息仍然会冷不丁地进入我们的视线，成为社交媒体中不太和谐的音符。

不考虑平台能否实现，我们是否能够想象一个更为理想化的信息空间？

比如，完全封锁各种“机器人”“僵尸号”或“智能水军”。这些披着正常外衣的工具帐户，大多会盗取其他用户的内容，模拟成一个真实的人以躲避社交媒体平台的监管。它们会出于商业目的，机械化地发布、评论、转发特定内容，营造出影响力的幻觉，但实际上只是流量数据里的造假“水分”。早在2017年，北京青年报就报道过，全球10万个域名网站访问记录中，约52%的互联网流量来自“自动化程序”，即机器人。⁸

关闭这类账户，也许可以让整个互联网的信息体量“缩水”，这至少有益于减少重复信息，也可以帮助我们利用真实数据来判断，那些把微博服务器一次次压垮的劲爆信息，是否真的值得登上热搜。

再如，取消社交媒体的点赞功能。这一功能最初由社交媒体FriendFeed发明，后被Facebook应用并发扬光大。如今大多数社交媒体都提供了点赞功能，以小红书为例，除了用户发布内容允许点赞，其他用户的评论也允许点赞。它既满足了用户对“被看见”和“被认可”的虚荣心理，也强化了用户的参与感，还成为广告商对账号衡量的重要指标，用于广告投放和效果监测。但是，点赞很容易被前文的“水军”造假。

取消点赞功能，或许可以成为帮助用户消除“信息疲劳“的第一步，降低用户对各类信息的“参与式”再传播，也有利于减少社交媒体上的“顶我上去”式的极端化站队。

此外，延时反馈可能有助于减少无效信息。“从前慢”的时代已经一起不复返了，社交媒体信息的“即时反馈“让我们前一秒发出内容，下一秒就有人回应。在这种“即时反馈“的信息环境中生活太久，对等待本身就感到焦虑。张一鸣曾在多个场合谈论“延迟满足”，认为这种特性有利于强化自我控制，追求更为长远的目标。或许，社交媒体也可以尝试对用户进行“延迟满足”，比如评论信息24小时后可见等，不管对评论者还是接受者，延时反馈的过程中，可以做些别的事情。

最后，回到我们自己，社交媒体解决的是信息的迫切性，但不解决信息的价值性。当短视频、直播、短消息等成为我们消磨时间的主要方式，依靠平台来把用户拒之门外似乎并不现实。作为信息的生产者，我们要学会保护个人隐私，在“扒皮”不再被视为“人肉搜索”的当下，减少不必要的信息发布，或许可以保护我们自己不被网暴。此外，作为信息的消费者，也许我们应该尝试着去恢复长阅读，主动把失去的注意力找回来，也算是治疗“信息错失”和“信息疲劳”的手段。

不过，信息成瘾的“戒断”可能没那么容易实现，作为经历了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过渡期的“老人”会因为无法重返过去而怀旧，但出生在如此信息环境的“数字人类”，也许会成为信息游牧民，把社交媒体作为信息采集的工具，正进化出新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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