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下的媒介使用习惯，是否在很久以前就养成了？

本文首发于腾讯新闻 全媒派 。

为什么键盘上的字母按照QWERTY的顺序排列？为什么计算机编程总喜欢“Hello, World”？为什么电视剧时长通常为每集45分钟？为什么高铁座位分布是ABCDF却没有E呢……以上种种问题，都可以用“路径依赖”理论（Path-Dependence）加以解释。

普遍意义上，路径依赖是指一旦选择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进而沿着既定方向持续前进。这一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Paul David在1985年提出，后因美国经济学家Doglass North借该理论阐释经济制度演进规律而扬名。¹

通俗地讲，“路径依赖”可以被理解为传统惯习的力量，过去的经验被应用于新的情境之下，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

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路径依赖”或“传统惯习”现象，甚至不被我们所察觉。当我们把视野进一步纵向拓展，这些习惯可能来自互联网初期、来自电视或印刷时代，或是更为久远的传播史早期。

本文从路径依赖的理论出发，希望去发现和理解网络生活中的此类现象，并进入媒介演进的视野，探索过去如何影响现在，甚至持续地影响着将来。

信息生活里的路径依赖现象 #

1868年，一位名叫Christopher Latham Sholes的美国出版商为打字机模型申请专利，并于1874年成功将商用打字机投放市场。

在这六年间，打字机键盘上的字母顺序几经变换，从“ABCDE”到“QWE.TY”，再到“QWERTUIOPY”，随后又调整了“Y”的顺序，最终固定为“QWERTY”。²

这一字母顺序借助打字机的行销逐渐成为打字员的习惯，进而延续至今，出现在我们使用的电脑键盘上，这可以看作是一种“路径依赖”。

同时，也有批评者认为QWERTY的布局并不符合使用习惯，因此，旨在提升打字效率的Dvorak键盘于1936年问世，但还是没有影响到前者的主导地位。

类似的，程序员学习计算机编程似乎总是以“Hello, World”开始。1972年，贝尔实验室成员Brian Kernighan在 A Tutorial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 B 一书中首次提到这个字符串。

其后“Hello, World”被当作案例出现在 The C Programming Language （1978）中，随着教材的畅销，“Hello, World”也备受欢迎并逐渐成为各类编程语言的“第一课”。³

其实某种意义上，社交媒体本身也不算是“新鲜事物”。古罗马时代庞贝古城的岩壁上，就写着“不管是谁，想写就写”。

在媒体人Tom Standage看来，经历了报纸、广播及电视等的大众传播媒介时代，社交媒体不过是恢复了“Writing On the Wall”的传统，让莎草纸或咖啡馆的古老社交属性，在网络世界中再次复活。⁴

总之，“路径依赖”会让最开始的偶发事件，不断自我强化成为一种强硬的事实，但也会因时代环境的变换，在自身中创新和突破，这在媒介演进中尤为明显。

在印刷时代，“文首空格”是为了节约纸张，同时在段与段之间制造停顿，方便人们阅读理解。

如今，网络页面的文字呈现则是“左右对齐”，而刻意加大的段间距或空行表示间隔的排版方式（本文就是如此），则取代了文首空格的分段功能。

句子变得愈来愈短，图片越来越多，如果反过来用这种方式去制作书籍，结果就是页数增多，书变得更笨重。

45分钟的电视剧集，起源于只能容纳15分钟的胶片卷盘。胶片电影的时长也通常为90分钟或120分钟（15的倍数）。

无独有偶，一首歌也因为黑胶唱片的容量限制必须控制在5分钟之内。⁵然而，随着数码记录媒介的流行，时长限制似乎成为了过去式。

尽管一部分音乐或影视作品依然延续着过去的时长，但也有越来越多的内容正在挑战着受众的忍耐极限。

此前我曾探讨过复古元素在当下内容消费环境中的回潮，这种复古潮相较于“路径依赖”的强延续性，似乎只是短暂的、点状的一次次“回眸”，而内容呈现和内容消费的“路径依赖”，则像是海浪中漂泊的船所找寻的灯塔，无论形式如何变化，有些细节始终锚定着。

如何理解媒介演进中的路径依赖？ #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当下媒介环境（或者更为具体的网络信息传播环境）中的这些“路径依赖”现象呢？

从个体角度而言，我们或是因为习惯，或是因为便捷，而选择了那些熟悉的媒介使用方式。

在儿童时期习得的能力、养成的习惯，通常难以遗忘或改变，甚至会伴随一生。从媒介学的视角下去理解“个人”，就要去思考我们成长中所浸淫的媒介环境。

以90后为例，出生在1990年代，经历了电视最后的辉煌。这一代人也许不太愿意接受尼尔·波兹曼式的批评，不愿意把自己比作“沙发土豆人”，却可能时常怀念电视作为共享媒介将一家人聚集在一起的温馨场景。

21世纪的新生代们，则出生在互联网制造的“地球村”里，他们是网络原住民，是从小就会打开手机寻找动画片、解锁iPad玩游戏的一级“冲浪手”。

电子阅读淹没印刷书籍、网络通讯替代现场交流，也变得司空见惯。他们把网络作为“常态化”生活方式，也不会乐意接受来自电视时代的“规训”。

这么看来，卢德分子（英语Luddite，意指仇视新奇发明的人）怒砸机器，所维护的不仅是熟悉的工作方式，还包括自己存在的意义。

我们很难去畅想下一代媒介的使用习惯，但回过头看，短视频的上下滑动，似乎和电视遥控器上下按键切换频道的行为习惯，有着潜在的联系。

音乐APP左右切歌，和CD机上的物理按钮，也存在延续性。或者转换下视角，习惯了用手指触摸手机，不经意去点击不支持触屏的电脑或电视屏幕，也是当下在所难免的事情。

在社会层面，“路径依赖”可以理解为对过去经验的继承、对传统惯习的延续、对集体记忆的传承。

一个人有自身的个人习惯，一个社会也有其传统惯习。任何媒介的发展、媒介环境的生成，除了个体参与和技术更新，都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正如前文提及的示例，互联网环境中的这些路径依赖现象，各有各的历史，有的可以追溯到互联网初期，有的来自电视或印刷时代，或是更为久远的传播史早期。

互联网环境中社交媒体像是用新的技术复现过去的“传播梦”：“博客是新型的小册子，微博和社交网站是新型的咖啡馆，媒体分享网站则是新型的摘记簿。”⁶

当下流行的播客传承了口语文化。广播是大众传播时代的产物，话筒背后是播音员，而播客把话筒还给了普通人。广播是扩音器式的共享媒介，播客则更私密地对话。

Newsletter（新闻信）传承了手写传播形式，手写传播最早出现在公元1世纪的罗马城，后在欧洲广泛流传。如今，以邮件订阅等形式存在的Newsletter，算得上是喧嚣互联网中的一隅“清流”。以上种种都可以视为历史的回归，或对传统的延续。

“社会需要‘过去’，首先是因为社会要借此来进行自我定义。”⁷ 路径依赖行为从过去寻找依据，进一步强化了自身的合理性，与此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媒介现实。

反过来讲，社会希望创造何种媒介环境，也就会选择何种“过去”去发现和重构。媒介技术既有“路径依赖”，也有突破创新，最终，新媒介和旧媒介融合发展。

媒介技术的变革中，新媒介一方面生成新的内容，一方面用不同方式来传播旧内容，往往会出现“新瓶装旧酒”的路径依赖现象，“电影改编舞台剧、收音机重播演出实况，以及电视台重播旧电影的现象比比皆是”。⁸

借用刘易斯·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提出了技术发展中的“假晶”现象⁹，我们会发现，尽管新媒介正在不断刷新着我们的使用方式和生活习惯，但旧媒介依然试图抓住话语权，新媒介成了维护旧媒介秩序的手段，甚至必须依赖于旧媒介而发展，这也可以视为路径依赖。

然而，技术对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力量，往往会挣脱路径依赖形成的社会运行惯性。新媒介技术总会在意想不到的角落创造性地喷薄而出，带来媒介技术应用的突破和创新。

同时，媒介技术的发展往往会打破垄断局面，印刷术打破了精英阅读，提升了社会的识字率，带来了大众阅读。社交媒体打破了专业机构的内容生产，让人人都有了“麦克风”。

路径依赖的反思与展望 #

“路径依赖”的提出，往往伴随着对其自身的批判。走老路、因循守旧、丧失活性等词语，无不是对“路径依赖”不同程度地挖苦和否定。

这是因为当习惯了用传统经验去解决现实问题，就容易产生惰性，一方面不利于解决实际问题，另一方面还会制造出新的问题。

我们经常提及信息茧房或过滤泡泡，是放在内容信息层面理解的。但从代际角度去思考，过滤泡泡则可以被理解为“代沟”。

不同代际之间因为成长中的媒介环境不同，往往会共享不同的经验和记忆，产生不同的媒介习惯，进而制造出了各自的“话语”。

纸媒环境下的人也许会更偏爱严肃阅读，网络原住民可能热衷于短视频，人们只是延续了自身的媒介习惯，但还是会造成代际之间的差异。

譬如，年轻人聊天框里的微笑EMOJI已经失去了其本意，而是一个尴尬而不失礼貌的表情，这可能不被长辈们理解。

但就像十年前的网络热梗都已被历史的灰尘掩盖，当前的习惯会延续多久，同样不得而知。

或许这也将成为我们这代人的“集体记忆”，成为我们可以在社交生活中彼此理解的“暗号”。

不过，路径依赖也有其自身的价值，这是需要珍视的。当王心凌的一首《爱你》唤醒了80、90后们的青春回忆，也许未来的某一天，《孤勇者》也会激发出长大后的孩子们的集体共鸣。

过去经验、传统惯习或集体记忆，可以理解为社会的保持器，帮助社会成员产生群体归属感，具有确立身份认同或社会认同的重要功能。

从时空角度来看，它们会为社会成员提供整体想象和历史意识，具有共享文化意义、传承文化传统的功能。

这已经超越了路径依赖的范畴，而关乎一个社会如何记忆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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