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社会是幻觉吗
西方大众社会理论出现于 19 世纪。这一时期的大众社会论者主要是一些社会学家如滕尼斯、迪尔凯姆、齐美尔、托克维尔等，他们在从不同侧面论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将其视为大众崛起的结果，并对前现代社会的景象表示怀念。比如鲍曼的《共同体》，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等等，都是在追忆那种人们凝聚团结的美好。
20 世纪 30 年代至 50 年代，大众社会理论成为批判法西斯极权主义制度的武器，其代表人物有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弗洛姆、曼海姆、阿仑特等。这个时期的大众社会论者对西方现代性之困境与危机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 , 美国的米尔斯、理斯曼、科恩豪泽、布鲁默等一批社会学理论家 , 继续用大众社会范畴分析美国现代性发展所呈现出来的各种病理现象。
美国学者科恩豪泽（1959）梳理大众社会理论，从上述两个时期挖掘出思想资源：一个可以称之为“大众社会的贵族批评”学派，其主要针对19世纪以来的工业革命过程中的“权威缺失”现象，认为如果精英更难以接近和难以影响，社会就会更少危及到个人自由的社会运动，因此必须捍卫精英的排外性；另一个可以称之为“大众社会的民主批评”学派，其主要针对20世纪初纳粹德国等极权主义的兴起和社会的原子化等“社团缺失”现象，认为大众社会的缺陷在于社会缺乏独立性的组织以防御少数精英对多数大众的控制，国家与个人之间缺乏缓冲地带。
《后现代的状态》（1979）里面就对大众社会理论的想象进行批判，写到：
在我们看来，上述的观点似乎是模糊的，因为它把一个失去的“有机”社会描绘成了乐园。
Tony Bennett 的《媒体理论与社会理论》，是《文化、社会与媒体：批判性观点》（1982）其中的一篇文章。里面写到：
大众社会理论往往借着提出一连串过去与现在的历史对比，来建构它对现代社会的批判。论者认为，从前的社会关系在本质上是亲密而有机的，人们知道自己的归属；他们在事物秩序中的位置，透过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信仰与价值系统，得到明确的定位于合法性。精英与大众——在此，应说是乡民——的区别有清楚的划分，文化也被清楚的阶层化，乡民有他们自己独特的智慧，而不用屈从社会精英的高级文化所传下来的劣等观点。以后，工业的发达打破了传统社会关系，使人陷入孤立与自求多福的境地，自由的承诺转变成缺乏道德标准与充满疏离感的真实梦魇。民主政治变成自己的对头，玩弄原子化人群的恐惧与孤立，建立了各种新型的暴政。而文化由于广而传布，已退化到道德与美学上的野蛮状态。…因为大众社会批判多半是以这种极为简化而压缩的形式，在狭小的学术领域外广为流传。
1960 年，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对大众社会理论进行批判，他指出，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大众社会理论“可能是今日西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丹尼尔·贝尔的主要观点是大众社会理论本身充满矛盾，是对贵族文化传统的维护，以及对广大人民群众获得真正的知识和文化鉴赏能力的怀疑。
丹尼尔·贝尔还反驳米尔斯的观点。米尔斯在《权力精英》（1956）中把美国社会描述成一个权力精英和大众二元分割的“大众社会”，在大众社会，权力精英控制着处于多元竞争中的权力中层，并掌握和操纵大众传播媒介，使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沦落为分散、被动的大众。丹尼尔·贝尔认为美国并不是大众社会理论下的那个模样，而是一个充满着积极力量的社会。
最严重的也许是，整个理论所赖以建立的一套有用的历史分野的说法，显然无法成立。有机社区与大众社会之间的对比，很明显是由对过去的一种极为浪漫的概念化而来，事实已经证明，根本不可能准确地说明两者的始末界线如何。……贝尔的看法，大众社会理论的重大缺陷在于“未提供监视社会各部分相互关联的观点，以使吾人能找出变迁的根源所在”（大陆翻译为“没有为我们提供关于社会各部分之间相互关系的观点，而那些关系使我们能够去确定变化的根源”）。
70年代后，随着西方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大众社会理论的影响力逐渐趋弱，更多出现在媒体传播学或群体心理学的著作中。而80年代后期，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所引发的市民社会理论，逐渐复兴成为风靡学界的主流理论和刻画未来社会的理想图景。
尽管大众社会理论已遭批判而式微，但时至今日，由于它的简单好用，仍有很多传播学研究的思路，或者社会科学研究的思路，还在延续着大众社会的逻辑，将其作为一种“隐性”的解释。
很多研究都可归结到一个问题：个人和共同体／社区。批判现代社会的学者更是推崇“community”（共同体／社区），而反对原子化的现代社会。研究城市传播的也这么想，他们提出了“可沟通城市”，认为现代城市是离散异质的，需要对话和沟通，恢复人与人的联结和纽带。最近，传播学也在讲“公共传播”，“公共”本身便与“个人”相对，这是学者对社会的一种期盼，希望大家凝结在一起，但又不是盲目和冲动，而是进行理性的对话，其背后就是大众社会理论的思路。
这样“隐性“的存在，似乎比当初声势嚣张的讨论更加让人担忧。有个词语叫“日用而不知”，即我们大家都被某样东西影响，但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被影响，也因此，我们也就失去了反思这样东西的机会。大众社会理论在学者的研究中，或者现代精英的眼中，是否已经成了“日用而不知”的理论呢？它是否已经渗透在我们的思考活动中，变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式的思维路径？它是否遮蔽了社会现实，让我们都误以为自己是精英，别人都是大众，我们的批判就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批判？我们是否已经意识到了它，以及意识到了这份危险呢？
参考文献
- 李德国：当代社会的“集体分裂”与文化幻觉——“大众社会”的理论与现实
- 郗彩红：西方“大众社会“概念的原初语境与现代性批判，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6.
- 盛宁：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大众社会”理论刍议，国外文学，2007.
- 让-弗朗索凡·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
- Michael Gurevitch ect.《文化、社会与媒体：批判性观点》
- 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