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发明的五福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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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你集五福了吗?

没错,一年一度的支付宝的五福活动又开始了。说是“一年一度”,但支付宝第一次推出五福活动也不过是在 2016 年。在 2017 年,五福活动再次出现的时候,我写了一段备忘:如果集福持续下去,它很可能会像放鞭炮、吃饺子、发红包,甚至看春晚一样,成为一种惯习或者仪式。

至今,五福活动已迎来第四个年头,最初的集福游戏在四年来周期性的重复过程中,的确正演变成一种社会仪式。五福产品经理冠华在公开信中,便直接承认了制造五福仪式的企图:

五福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游戏,每年春节几十亿次的福卡传递,它已经成为我们对家人,对爱人,对自己的一份祈福仪式。

和央视春晚类似,五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被发明的传统”。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传统的发明》中,提及诸多所谓的“传统”不过是晚近的产物,借助大众媒介变得家喻户晓。“被发明的传统”既包含那些确实被发明和正式确立的“传统”,也包括那些可能只有几年但迅速出现的“传统”。

在这种描述下,传统所依赖的历史性似乎被逐渐消解了,它变成一种空间化的产物,只要被更多人知晓和操作,它就足以成为一个社会“传统”。央视春晚始于 1983 年,随着电视机的普及成为中国人除夕夜的陪伴,也被看作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媒介仪式。圣诞老人由来已久,但如今广为流传的形象则出自 1931 年可口可乐的圣诞广告。

在五福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发明路径。

一方面,它以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为根源。《礼记》有云,“ 福者,百顺之名也 ”,福有着诸事顺心如意的寓意,是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祝愿和期盼。我们讲究“五福临门”:寿、富、贵、安乐、子孙众多(汉桓谭《新论》)。福字倒贴源自明清时期的轶闻,我们贴春联时故意倒贴福字,以表示福到了。

另一方面,它是一种传统的再发明。支付宝的电子福卡以上文的五福为基础,又结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改写为:富强福、和谐福、友善福、爱国富、敬业福。同时,冠华在公开信中说道:“五福来了就是年,我们一起集满福气,迎接新年”。五福活动使得福提前到了,却不是倒着来的,分配的“五福“需要收集并召唤出合体的“福”,人们也许正在春运的路途中,但已经在五福活动中迎接新年了。

除了改造的仪式规则,五福活动还借助社交媒介扩大影响力,新闻媒体对五福活动的报道,微博上许多博主分享不同字体的“福”字图片,或者集齐五福的秘籍。再加上支付宝使用者之间交换空余的电子福卡,集福仪式呈现出较强的互动性和参与性。《人物》杂志在去年发布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冠华)用集“五福”送红包的方式,切入了中国人最传统厚重、也不再坚固的节日领域。

在支付宝《又到了放冠华出来的日子了》中也写道,“ 五福愿意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些不可计算的价值上,成为真正的新年俗。 ”但是,在传统节日去神圣化的过程中,任何节俗都不可避免地被消费主义占领。 我必须指出作为“被发明的传统”的五福活动,也绝非祈福祝愿或成为新年俗那么简单。

尽管冠华“ 希望能够回到人类社会里那种无算计、无功利的情感交换和关系流动 ”(《人物》),但不得不承认,五福活动首先是一个商业活动,它本身是算计的和功利的。双十一光棍节虽然用四个“1”表示孤独的单身人士,但在诸多新闻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对单身问题的报道,而是以情侣为主的消费内容,本质上,光棍节是一个消费性节日,它庆祝的是消费主义的胜利,而不是我单身我快乐的主张。

和光棍节这个“被发明的传统”一样,五福活动借着“福”的外壳,包裹着支付宝扩大新用户的战略需要。在与其他支付工具争夺市场的时候,如何不动声色地吸引更多使用者,这是问题的关键。五福活动起源于“红包大战”,它和平日的奖励金类似,又实现了对日常的突破。它依靠新年节点,既维持了原有用户的使用,又通过社交手段吸引新用户的加入。

同时,五福活动还植入了很多广告,不仅有支付宝的细分产品如花呗、余额宝、蚂蚁森林/庄园等,还有许多商业品牌以文字或标识的形式出现在电子福卡上。较为明显的是,用摄像头拍摄可口可乐标志,就会以 AR 技术出现两个福娃。当然,五福活动也引发了争议,但这个争议却是内部性的:敬业福太少了。人们都关注着集福游戏本身,抱怨着敬业福太难收集,“福”本身的美好寓意却被最终瓜分的亿元红包排挤了。

种种这些,都不是崇拜性的祈福,而是资本运作的诱惑。与此同时,五福活动不仅是商业的,也是政治的。

在冠华的公开信中,他较多着墨于五福故事的情感力量,却回避了我们究竟在收集什么福。过去的五福是个人或家庭取向的,它们寓含着长寿、富贵、安乐和多子多福,这是对个人或家庭生活的祈愿。但在新“五福”中,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它们是国家或社会取向的。新“五福”不再是对个人或家庭的生活期许,而成为个人对国家的祝愿,希望国家富强、社会和谐、人民友善,同时还包括国家对个人的要求,个人要爱国、要敬业。

在这样的五福转换中,大我压盖了小我,公共生活挟制了私人生活,“福“成为了个人与国家的相互关系,换言之,“福”在这里就是“中国梦“的代名词。五福活动这个“被发明的传统”所传播出来的讯息,其实就是主流的政治价值,但这种意识形态倾向被巧妙地隐藏了,又被温暖的情感氛围和欢愉的收集狂潮淹没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五福活动作为一种“被发明的传统”,它充满着资本的诱惑和政治的输导,尽管那些电子福卡的收集过程,必然让我们与“福”相遇,但“福”的精神内涵也愈发稀薄。我不想以一种守旧的阴谋论语调继续阐释,却不得不保持警惕,和我们正在流逝的“年味”一样,“福”已然发生了变性,外壳之下无比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