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缰绳：工作和生活的界限还能划清吗？

本文首发于 北京大学社会化媒体研究中心 。

“无线缰绳”(wireless leash)¹是什么？“无线缰绳”是一种看似无形实则束缚的状态。第一次看到这个词语，是在邱林川的《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他在书中描绘道：21世纪初，珠三角地区工厂的工人们通过手机形成了工作和情感交流的信息网，工厂老板意识到了手机赋权的影响后，开始禁止工人在工作时间使用手机，但这样的效果并不明显。于是，工厂开始主动购买分发手机，并建立了工厂内部集群网。

“手机便于携带，老板命令员工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带手机，就可以让员工一直处于掌控之中”，同时，老板还可以针对语音和短信进行内部监控，进而令工人们产生心理恐惧。最终，“以前只能在车间里，在生产线上控制工人，现在则可以有一个针对劳工的无线监控网络体系，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达到控制目的。”²

如今，经历了3G、4G到5G的通信网络迭代，以及智能手机不断地推陈出新，“手机”已经不再被在工作中禁止，甚至成为了一种工作的工具，不管是老板还是员工也都已经习惯了“手机不离手”的状态。但那根看不见的“无线缰绳”，始终缠绕在我们的身体乃至精神之上，有时被我们短暂性地遗忘了，有时却明显地牵引和控制着我们。本文聚焦“无线缰绳”探讨它如何影响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无线缰绳”提升管理效率 #

在监控技术出现以前，“无线缰绳“是离线的、断网的、原始的，它倾向于外在的道德或法律规范，或者内在的自我良知。

《礼记·为政》有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讲究用道德来引导人民，用礼仪来规范人民。从非技术角度讲，这种管理方式同样属于“无线缰绳”，它为社会树立了一套规范，既包括道德的，也包括法律的。而在个人层面，“君子慎其独也”(《礼记·中庸》)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内在的约束。宗教意义上，“无线缰绳”是无时无刻不再注视着你的神的眼睛。而监控技术背后，也是这样一位凝视者。它仿佛牧羊人，照看着所有的羔羊，警惕甚至警告他们禁止越界。

从媒介技术的视角而言，“无线缰绳”是让我们彼此连结的无线电波或互联网，它为企业管理、社会治理乃至情感维系，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帮助和提升。

便捷的手机或计算机，加快了信息交流，帮助企业管理者更好地了解员工动态，也促进了不同层级之间的沟通。这根“无线缰绳”既形成了一种监督机制，也成为了一根“传感器”。从传播学的角度而言，信息不再简单的是“一对多”地撒播，还逐渐包含了“多对一”的反馈。员工的实际情况也可以通过“无线缰绳”的震颤和传导，被企业管理者观察和了解，有助于调整和优化决策。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当代中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逐渐数字化和智能化。据《2020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报告》显示，我国行政村“雪亮工程”覆盖率已达到66.7%，为乡村提供了良好的治安环境。³同时，数字政府、数字社会、智慧城市、“互联网+政务服务”等加快普及，网格化网络化智能化治理也渐成常态。

“无线缰绳”的边界在哪里？ #

作为一种管理术，“无线缰绳”的确对提升管理效率有所帮助。但让我们暂时离开管理者的角度，视角调转到被管理者：一个普通的员工或公民。

沿袭邱林川对“无线缰绳”的观点，在网络技术更为发达和丰富的当下，企业为了更好地管理员工，政府为了更好地治理国家，持续使用着各式各样的技术手段。新技术除了能够作为社会变革的力量，还有可能成为套在我们身上的“新枷锁”。那么，这种管理的边界又在哪里呢？

从最初的指纹打卡、电子监控，到如今的GPS定位或人脸识别，此类新闻在媒体报道中屡见不鲜。

早在2019年4月，一则关于环卫工人佩戴智能手环上班的新闻引发关注。在南京某区的环卫工人在工作时需要佩戴智能手表。除了定位功能外，如果工人在原地停留休息20分钟以上，手表就会自动发出“加油”的提醒。管理方表示这只是“一种管理手段”。⁴

2021年1月，界面新闻报道了浙江某科技创业公司为员工配备“智能坐垫”的事件。该款坐垫可以收集包括心跳、呼吸、坐姿等在内的人体数据。网友表示，坐垫仿佛变成了监视器，这种监控行为也无异于坐牢。⁵

IT时报的一篇报道中写道，办公监控的市场蛋糕早已形成，“只要在网关部署一台上网管理AC设备，电脑终端安装插件，就能对员工上网进行监控，包括监控内容。”有的系统除了监控员工的工作内容、浏览历史和聊天记录，还可以进行离职风险管控。⁶

美国自2007年以保护国家安全的名义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绝密电子监听计划，通过思科、IBM、谷歌、苹果等在全球软硬件中隐藏的“后门”，对世界各国实施大规模信息监控，包括多国政要及不计其数的外国公民和与国外人士通信的美国公民。

诸如此类的技术管理手段还有很多，不管是对身体的监视还是对行为的限制，都成为了“无限缰绳”的具体表征。它的边界正在被不断打破，借助技术手段将人体工具化，而非视其为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导致隐私泄漏甚至威胁国家安全。

“无限缰绳”让人随时ON CALL #

除了以上非技术和技术层面的“管理术”，即时通信工具作为一种传播媒介，也为“无线缰绳”带来了更为广泛的理解范围。这条套在脖颈上的绳索，不再仅出现在工作的情境之中，它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明显的体验。

在工作交流中，QQ、微信、钉钉等即时通讯工具改变了我们的工作习惯，尤其是疫情期间，远程会议、居家办公无不依赖于这些便捷的线上沟通工具。但与此同时，上班和下班、在线(ONLINE)和离线(OFFLINE)也已经不再具备对应关系。我们很大可能会在非工作时间接到一条工作信息，然后利用远程办公的方式处理这条指令。

工作和非工作模糊了，甚至是在此类工具出现之前，我们也很难说彻底拥有下班后的生活——手机可以直接来电，我们随时被拽回到工作状态。当然，我们也会很大可能在工作时间，接收到一条非工作信息——这通常被上文的拥护者用来反向证明其合理性，但我恰恰想说的是，生活和工作早已混为一谈。

在情感沟通中，即时通讯工具也让我们的情感关系被这根时隐时现的“无线缰绳”所牵引。

它要求快速回应，也区别于过往的那些充满“从前慢”和“时差”的沟通方式。过去，我们的约会是在某个地方等待，如今，我们是在来来回回的信息交流中，确认位置、彼此靠近，直到见面。曾经，寄情于明月，“家书抵万金”，如今，廉价的流量资费让我们（除了身体）可以长久保持“在一起”的感觉。

“无线缰绳”所带来的随时ON CALL的状态，产生了双向的焦虑感：一方面，我们不知道会在什么时间收到一条什么信息，这让我们处于一种等待接收信息的准备情绪之中；另一方面，我们也被期待对收到的信息迅速查看并回应，这让我们处于一种被信息胁迫的情绪之中。我们必须不停地切换，时而作为信息发送者，时而作为信息接受者。

“无限缰绳”最终走向自我控制 #

最终，“无线缰绳”的内涵再一次被拓展和丰富：它不在只是单纯意义上的管理与被管理，而演变成为“我既是一个管理者，也是一个被管理者”，手中握着牵引他人的绳索，脖颈中也被套上绳索。

它可以与福柯的“全景监狱”这一概念产生勾连：在一座环形建筑空间，四周被划分出多个囚室，中间是一座瞭望塔。监视者在塔上监视囚犯，囚犯却看不到监视人，最终实现了控制和自我控制。

但在当下的技术环境下，“全景监狱”仿佛变成了透明的，我们除了要接受瞭望塔的目光，还要接受来自周遭他人的目光。这仿佛是一个因果关联的圆，“无线缰绳”最终将作用在我们自身。想象一下画面，它无异于自我控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刘易斯·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中写道照相机的出现，让人从内省的心理转化为行为主义者的心理：“单独一人的时候还把自己设想为一个公众人物，有别人在旁观看。……如果实际生活中没有相机在旁，人们也会在自己的潜意识里即兴弄一个出来。”⁷

同样的，“无线缰绳”仿佛是一种“不存在的照相机”，让我们在独自一人时，也幻想着有一双注视着自己的眼睛，或者有一个随时会联系自己的人，进而持续保持着“在线”和兴奋。借用韩炳哲的话，我们不再是“驯化的主体”，而成为了自身的雇主。⁸

过去那些逃离网络或者弃用社交媒体多少天的实验或新闻，已经不能再简单理解为我们如何处理与工具的关系，而应该思考我们如何处理与“无线缰绳”的关系，进而是思考我们如何在进行自我控制。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应该如何谈论自由？去到没有信号的地方，或者去到没有监控的地方？

或许，正如那句“自律即自由”，我们会慢慢习惯这种束缚，在自律中找到新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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