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媒介的洞穴里
记得之前的美学课上，老师引用柏拉图的话，说“艺术与真实隔了三层”。艺术的模仿对象是现实，而现实的模仿对象是理念。这句话像是对柏拉图思想的浓缩，因为在柏拉图看来，只有理念世界是真实的，现实不过是他在“洞穴隐喻”中描绘的投影，人们直接看到的现实生活或生命体验，并不是这个世界的本质，而在这层表层的面纱或投影背后，有着主宰的真理。走出洞穴寻找真实，就是去用知识获取真理，而不被看到的表象所迷惑。
“洞穴隐喻”在传播学里，经常被用于表现媒介塑造的拟态环境，成为人们与现实之间的面纱，改变了人们的认知。人们接受媒介信息，如同在洞穴里看到投影，获得的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现实生活究竟如何，需要去切身体验，而不是通过媒介去获取二手信息。
同一个隐喻出现了反转。在柏拉图那里，现实表象是不可信的，唯有形而上的观念为真，书本上的知识可能比现实经验更接近真理。而在传播学的使用里，它告诉我们媒介信息不可靠，现实经验才更有真实的力量。这虽然是对柏拉图的洞穴隐喻的媒介解释，但却和柏拉图的思想相悖。前者贬斥现实世界，后者承认现实世界。
苏珊·桑塔格在《在柏拉图的洞穴中》谈论摄影，她说：
人类无可救赎地留在柏拉图的洞穴里，老习惯未改，依然在并非真实本身而仅是真实的影像中陶醉。
她认为摄影就是当代的洞穴墙壁上的光影，是对现实的复制，这也是一种传播学意义上的理解。因为按照柏拉图的原始教义，照片和现实其实都是表象，照片甚至是“表象之表象”，我们看到的东西都不一定为真，真理是形而上的。
但是，在这样的价值序列里，向下的比较并不能毁灭上面的价值。这样的描述可以看作是：理念世界→现实世界→媒介世界，其中包含艺术、摄影和大众媒介信息。对媒介世界的不信任，可以证明现实世界的价值，但并不能绝对化，因为按照柏拉图的思想，现实世界是局限的，理念世界才值得追寻。
当然，柏拉图离我们太过遥远，但柏拉图主义还在延续，并在哲学的历史上不断变换。尼采就认为，基督教和现代性都是柏拉图主义的变体，前者的主体是上帝，后者的主体是人。因此，尼采拒绝柏拉图的理念、基督教的上帝以及现代性的认识，只承认存在本身。再往后发展，社会的诸多概念都是被建构的，是权力、资本、文化等多重社会因素交织而塑造的。
在中国哲学里，这个问题有着另一种解释。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强调的是“一个世界”，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一个世界”体现在人的身上，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灵肉二分，而是身心交融；体现在现实中，就是推崇入世的精神和现在的作为，而不是许诺一个天堂或彼岸。中国哲学不追求某种永恒不变的最高观念或真理，而是认为这个变化着的现实世界就是真实的、重要的、本源的，所以对“是什么”回答的少，而总是讲“干什么”或“怎么做”。
如果说媒介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唯一方式，我们所谓的亲历生活，也不过是在体验“表象之表象”，贬低媒介世界似乎无济于事。那么让媒介世界尽可能与现实世界重叠，让媒介成为“事实的镜子”(mirror to reality)，是不是就能完成这一伟大的任务？这显然太过愚蠢且艰难。愚蠢在于它拒绝了艺术，艰难在于它忽略了人本身。就像苏珊·桑塔格说的：
在决定一张照片的外观，在取某一底片而舍另一底片时，摄影师总会把标准强加在他们的拍摄对象身上。虽然人们会觉得相机确实抓住现实，而不只是解释现实，但照片跟绘画一样，同样是对世界的一种解释。
媒介也并不是自为的工具，而会遭遇人的介入。人，活在语言框定的世界观里，又被文化的意义之网所缚。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世界里，犹如被困在柏拉图的洞穴里。也许我们难辨虚实，但可以识别“变化”。比如测量体重，一种不准确的称重器呈现了错误体重，但隔段时间再次测量，增重和减重的变化值却可以是准确的。我们是否可以先去承认一个难被了解的现实世界，再以此为基础，观察它的变化，从一种现象到另一种现象的流动是可被发觉的。
或者我们干脆放弃捕捉真实，承认它的难以抵达，进而把描摹真实改变为解读真实。我们的确处在真实之中，但它与我们之间隔着层层薄纱，真实如同“空屋之声”，我们不知道声音来自哪里，它的具体语言是什么，它要告诉我们什么秘密。无所谓的，因为关键在于对这种声音的解释。
但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对柏拉图的洞穴或者媒介世界的屈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