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赞颂的是一条尾巴
看周浩的第一部纪录片是《大同》(2015)，他贴身拍摄一位中国市长，就像是一只“趴在墙上的苍蝇”。在他的镜头下，我看到了大同市的旧城改造，和这位被称为“耿拆拆”的市长的文化抱负。这部片子在豆瓣上是没有条目的，但是周浩这个名字让我产生了好奇。
我搜索下载了周浩的九部纪录片，每部都是八九十分钟，而且内容各有不同，自成一体。与《大同》相似的是《书记》(2009)，周浩拍摄了一位县委书记。不同的是，《书记》是觥筹交错、莺歌燕舞的，更像是一个真实的官场。
《高三》(2005)讲述的是一段中国式青春，这里没有乐队、恋爱和自由的空间，有的只是做不完的卷子、打鸡血的鼓励和想要逃走的少年，每个经历过中国高考的人都会有所共情，因为我们都接受过这样的劝诫，以为会迎来所谓的“解放”，但过后只是新的开始。
周浩喜欢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观察流动的时间和流动的人。
《差馆》(2010/2011)有两部，连续两年春运期间，蹲守在广州站的警务厅，流浪者、小偷、丢钱的人、小商贩，在这里依次出现。在他的镜头下，差馆仿佛成了一座“教堂”，它调解、施舍、质询和惩罚。有个老实的男人一脸苦恼，因为怀疑朋友前来“认罪”忏悔，差馆还承担着告解和救赎的功能。
在《急诊》(2013)中，他来到广州市的一家医院，拍摄急诊室的故事，人们因为各种突发情况来到急诊室，或者120急救车随时待命出发，前往事故现场抢救。有的人因为喝了太多的酒离开了，有的人在下班路上出了车祸，有的人愤怒地吞了安眠药，有的人慌张逃走坠楼身亡。
《厚街》(2002)应该是周浩最早的片子了。
厚街是珠江口的一个小镇，各地打工者在这里聚集生活。周浩强调这些人们背后都有一个家，而这里只能算作是他们居住的地方，他们的家在别处，也就会让矛盾更容易被激化：厚街的出租屋没有房顶，天南地北聚集在一起，抢劫打架时有发生。周浩只用零星几个镜头拍摄了打工者的工作，经济危机中大批工厂倒闭，车间里的机器和人都不在了。有一幕，两个男生拖着行李离开工厂，摔碎了他们的餐盒——一个隐喻诞生了，他们被解雇，“饭碗”也丢了。
看《厚街》时，我总联想到日本NHK拍摄的电视专题片《三和人才市场》。
《三和》的潜在逻辑其实就是《厚街》中的父母的留守儿童，长大变成了新一代的打工者。虽然他们都是外来的打工者，但不同的是，《厚街》里的人都是以家庭或亲密关系出现的，夫妻、情人、父母和孩子，而《三和》则是一个个孤独的人，他们更加“自由”和流动，想做拿钱快的工作。
他们的父母作为廉价劳动力纳入了全球化制造工厂，而三和大神虽然拒绝了这种劳累，却以一种隐形劳工的方式再次进入了，他们喜欢网络游戏，在网贷软件上借钱。他们的现实身份也十分脆弱，出卖身份证，生活在没有安全感的环境里。
周浩关心社会底层，也关注边缘人，他在《龙哥》(2007)中跟拍了阿龙，他吸毒也偷盗。片名英文叫做“Using”，其中也反复提到龙哥和周浩的关系既像是朋友，又像是在相互利用。有个情节是阿龙说自己吞了刀片，但后来他女友告诉周浩，他吐的血是自己用针管抽完饭进嘴里的。《龙哥》结尾，阿龙在高墙上行走，他转身对镜头说，我可以下去走的，但我是为了让你拍我，给你一个完美的镜头，这样比较好看。阿龙在镜头前，是一个自觉的人，与其说是周浩拍摄他，不如说是在自我表达。
最后一部是《棉花》(2014)，温情的配乐压过了田地的野风、嘈杂的人潮和轰鸣的工厂，也让纪录片的力量减弱。周浩拍摄了棉花的产业链，从棉花的种植，到纺织再到加工成衣服，在博览会上出售。农民和打工者在漫长的劳动中，透支着体力，他们希望自己的辛劳可以换取生活的改善，希望下一代离开土地和体力劳动，这不是对土地的背弃，而是在市场经济下土地和粮食作为初级产品的薄利，而农民和打工者承担了其代价。
也许是因为周浩是记者出身，他的主题非常敏锐，很像调查报道的视觉化。现在流行的非虚构写作，很大程度上也在做着同样的描述。但是，非虚构写作看似事无巨细地讲述或呈现了一个人、一件事和一个问题，但很多时候都会进入到自我陶醉的情态之中，讲究文章布局和细节。而对于阅读者来说，动辄上万字的长文也是一种压力，纪录片反而更加直接了，影像的力量也更为强烈。
周浩在《厚街》里说，我们不能用“苦”或“不苦”来形容他们的生活，他们离开农村来这里赚钱，生活的酸甜苦辣在这里上演。爱人的纠缠、家庭的慰藉、离别的不舍，爱当然也存在于他们的生活，这是和所受教育与社会地位无关的，似乎是一种本能，他们也许爱得更加深沉。
不管人们身在何处，都有着欢乐与悲伤，所谓的“怜悯”很容易沦为一种俯视和猎奇，却忽视他们本身的感受。说出“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来承认他们的快乐，但同样，也必须追问“安知鱼之痛”，否则就是对眼前诸多问题的遮蔽和美化，最终也就变成了自我感动，我们的情绪被释放了，却到此为止。
